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”出自中唐·韩愈《马说》。原文：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”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军事的需要，马的作用已十分凸显。当时人们已将马分为六类，即种马（繁殖用）、戎马（**）、齐马（仪仗用）、道马（驿用）、田马（狩猎用）、驽马（杂役用），养马、相马遂成为一门重要学问。孙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，选择了相马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事业。孙阳从事相马这一职业时，还没有相马学的经验著作可资借鉴，只能靠比较摸索、深思探究去发现规律。孙阳学习相马非常勤奋，《吕氏春秋·精通》说：“孙阳学相马，所见无非马者，诚乎马也。”

马说

《马说》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篇借物寓意的杂文，属论说文体，原为韩愈所作《韩愈文选》中《杂说》的第四篇，“马说”这个标题为后人所加。此文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（公元795—800）。“说”是“谈谈”的意思，是古代一种议论文体裁。这篇文章以马为喻，谈的是人才问题，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不能识别人才、不重视人才、埋没人才的强烈愤慨。

《马说》大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（795）至十六年（800）。当时韩愈初登仕途，很不得志，曾三次上书宰相以求得提拔，却一直未被采纳。虽然没能得到重用，但他仍然声明自己“有忧天下之心”，不会遁迹山林。后来的几年内，他相继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、武宁节度使张建封，也并未得到特别的赏识，所以常常郁郁寡欢，并有“伯乐不常有”之叹。他进京城应试以图做官，在京城上下奔走相告，待了十年之久，最终还是怀着无限怨愤离开了长安。韩愈的坎坷遭遇正是写作《马说》的思想基础，而此文的另一用意是委婉地表白心迹，并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