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什么意思_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

[五章] 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;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

天地之间，其犹橐籥乎!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

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

〔鉴赏〕　“中”的观念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，以至于中国之国名即以“中”为名，作为中国早期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，老子在《五章》中就以橐籥(风箱)这器物来喻说这无所偏倚的守中道理：这橐(壳)为函以周罩于外，这籥(管)为辖以鼓扇于内，而这籥(管)只有保持一嘘一吹的平衡守中运动，这风和气才能生化不竭、呼呼而出、源源不断;落实到行动中，在处事为人上无所偏倚、平常中庸、说话中性、不走极端，对人对事不作简单的肯定和否定，也即老子所说的：“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”以至于人的思想也至中至虚，不偏倚于一处一时，这样就能应对或左或右的思潮、或上或下的激荡，以不变防万变。

那么，这取“中”(独立中央)又有什么好处呢?好处有二。其一，独立中央(取中)的话，可以与东西南北、上下左右、四面八方处于等距离中，表现出的社会功能就可以对来自于上下左右、四面八方的人与事不作厚此薄彼和简单的否定和肯定，所以也就能省却不少麻烦和争斗。这样也就能在原本就动荡、模糊、不确定的社会中防不确定的事过多发生。魏晋名士司马徽大概就靠这种“取中”来***的，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注引《司马徽别传》讲到：“徽字德操，颍川阳翟人。有人伦鉴识，居荆州。知刘表性暗，必害善人，乃括囊不谈议时人。有人以人物问徽者，初不辨其高下，每辄言佳。其妇谏曰：‘人质所疑，君宜辨论，而一皆言佳，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?’徽曰：‘如君所言，亦复佳。’”同样，处社会变动、不确定、模糊性增多的时代的老子，大概也是用此“取中”来混迹社会的。以后老子的继承者庄子就是用“处材与不材”来说明这一道理的。

因为对事物不作厚此薄彼和简单的肯定和否定(取中)，所以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又称为“无”;因为不作厚此薄彼和简单的否定和肯定，“每辄言佳”，所以它的信息量也就是“无”。也因为“持无”(取中、持中正)，所以这社会功效也就会被王衍说成是：“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。无也者，开物成务，无往而不存者也;阴阳恃(无)以化生，万物恃(无)以成形，贤者恃(无)以成德，不肖者恃(无)以免身。故无之为用，无爵而贵矣”(《晋书·王衍传》)。

其二，独立中央(取中)的话，正好可以照顾到东西南北、上下左右、四面八方，这照王弼说来是“处璇玑(中心点)以观大运”，“据会要(中心点)以观方来”(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)。这中心点(取中)可以既能东又能西，既能寒又能暑，既能上又能下;它又能既不东不西、又能不上不下，表现出的社会功能就可以对这不确定的变化形势作随时调整、与时俱进，如要东也即能东，如要西也即能西，以致不会被社会过快地淘汰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

因为既能做到“能寒能暑”、“能上能下”、“能东能西”，又能做到“不寒不暑”、“不上不下”、“不东不西”，独立中央，所以它在王弼眼里是“万物之母”;执著于这“一”(母)点，就可以御“众”，就可以无往而不胜，按王弼在《老子指略》中说来是：“天不以此(无、中正)则物不生，治不以此(无、中正)则功不成”，“虽今古不同，时移俗易，此不变也”，“(尽管)古今虽殊，运国异容，中之为用，故未可远也”(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)。

也因为“处中”(取中)有如此的社会功效，所以这“处中”(取中)也就历来受到重视，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说：“帝喾溉(既)执中而遍天下，日月所照，风雨所至，莫不服从”，《礼记·中庸》也说：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”。在这些人看来，“中”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理念。以至于在新发现的清华简《保训》中还记载着周文王对周武王的“中道”遗训。

如此的话，也就可以充分理解孔子对“中”的热爱和喜好了。孔子在承认事物存在着两个极端(左与右、过与不及)的前提下，提出“允执其中”(《论语·尧曰》)，认为最好的治政手段和理念就要像舜一样“执其两端，用中于民”。所以后来的子思的《中庸》会说：“用中为常道。”这在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·中庸章句》中的解释是这样的：“中者，不偏不倚”，“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，乃天命所当然，精微之极致也”。诸如此类的“中道”言论实在太多、举不胜举。要说对“中”的社会功效说得最到位的要数隋唐王通，王通在《中论》中说：“天下之危，与天下安之。天下之失，与天下正之。千变万化，吾常守中矣。”

无独有偶，西方哲学对“中”也青睐有加。亚里士多德就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中提出“黄金中道”的思想。古希腊普罗泰戈拉也认为：一切事物，中道为最美好。近代帕斯卡尔在《思想录》中说：“脱离了中道就是脱离了人道。人的灵魂的伟大就在于懂得把握中道;伟大远不是脱离中道，而是决不要脱离中道。”……限于篇幅，我们在此不作一一引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