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时期,秦国一夜之间丢掉了十多匹良马。这些御马膘肥体壮,即将装备给部队的军马,有些马甚至是秦国用重金从西域一些国家买来的,如今突然一夜丢掉,这是关系国家征战拓疆的军国大案。

不日,将军孟明视率着一队骑士在雍城东南20多里的卧龙沟里找到了六十几个盗马的“盗贼”连夜押解回城。经过审问,经过审问,十余匹良马已经被宰杀分给当地无食裹腹的乡亲吃掉了。穆公看“盗贼”被五花大绑,跪在地上,一个个蓬头乱发、面黄肌瘦,还有一些十三四岁的少年和年过花甲的白叟。不由得眉头紧皱,面色沉重地说:“民之为盗,皆因饥寒所迫,吾之过,吾之过错也!”特赦了这些盗贼,另赏他们十坛美酒,以防夏天吃马肉毒气伤身。

至秦穆公十五年,秦国和晋国在韩原交战。秦军中了晋军的埋伏,秦穆公也负伤,已兵败如山倒,遽然看见晋军后方大乱,一队脸涂黑炭,头包青巾,身着杂色衣服,手执大刀耕具的人驱赶着尾巴上点着火把的牛、马、驴、骡,在晋国军阵中横冲直闯,杀声震天,晋国的军队被这支古怪的戎行冲得乱七八糟。秦军看到来了救兵,将士们的斗志又高涨起来,他们里应外合,反败为胜。

原来这支约有300多名勇士,拼死杀敌,救出秦穆公的生力军,即是当年穆公命令开释并赐给美酒的那伙“盗胡匪”和遭到秦穆公恩惠的老乡大众。回国后,秦穆公要重赏他们,情愿当官的还能够封官。但是这些“野人”们纷纷表示不要封赏,只盼穆公像曩昔那样搀扶桑农,爱护大众就行了。尔后,穆公从这件事中悟出以民为本这个立国平天下的道理,最终,总算富民强国,成了春秋五霸之一。

快马遇盗,秦公不嗔。赐予美酒,防肉伤人。《史记.秦本纪》载:“秦穆公亡善马,歧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,吏欲法之,公曰:‘君子不以畜害人,吾闻食马肉不饮酒,伤人’。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,闻秦击晋,皆推锋争死以北报食马之德”。

北周武帝灭佛:

事件经过在南北朝时,北周的开国皇帝孝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很虔诚地信佛,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。公元561年,明帝宇文毓驾崩,宇文邕继位为北周武帝(公元561年至578年在位)。他是一位励精图治、负有远见的皇帝,平时身著布袍,夜寝布被,无金宝饰物。他性格果决,能断大事,有统一天下的雄心。

面对兴盛的佛教,他认为:人民信佛,供养出家人会不专心於生产;出家人没有财产,不从事物质生产不用交税,影响国家财政收入。于是,北周式帝宣布废佛,令僧尼还俗,并允许辩论。这次灭法只毁像破塔烧经,令僧尼还俗,不杀僧人。共还俗僧人300万人,退寺院4万座,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法。结果不用说也考虑到了。僧尼还俗给社会增加了劳动力和军队士兵来源。废除寺院,使大量土地回到国家手中,同时从精神上也打破了人们对于佛寺万能的幻觉。这次灭佛在全国大一统、走向封建制度巅峰的前夕。

唐武宗灭佛

隋唐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,扩大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,造成社会上反佛意识的高涨。

韩愈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继续和发展。他的立论根据,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,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,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。他的反佛理论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依据;他提出儒学独尊和儒家“道统”,成了宋代理学的先驱。但在当时,韩愈因为《谏迎佛骨表》,受到流放处分。

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。此后朝政腐败,朋党斗争,国势日衰,而穆宗、敬宗、文宗照例提倡佛教,僧尼之数继续上升,寺院经济持续发展,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实力,加重了国家的负担。到唐武宗,在整顿朝纲、收复失地、稳定边疆的同时,决定废除佛教。他在废佛教书中说:“洎于九州山原,两京城阙,僧徒日广,佛寺日崇。劳人力于土木之功,夺人利于金宝之饰;遗君亲于师资之际,违配偶于戒律之间。坏法害人,无逾此道。且一夫不田,有受其饥者;一妇不蚕,有受其寒者。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,皆待农而食,待蚕而衣。寺宇招提,莫知纪极,皆云构藻饰,僭拟宫居。晋、宋、梁、齐,物力凋瘵,风俗浇诈,莫不由是而致也。”

①他认为,废佛是“惩千古之蠹源,成百王之典法,济人利众”②,要求切实贯彻。

会昌二年(842),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,并没收其财产“充入两税摇役”。

①会昌四年七月,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,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、兰若、佛堂等,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。会昌五年,灭佛运动达到高潮。其年三月,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,勘检寺院、僧尼、奴婢及其财产之数。四月,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灭佛措施,八月,宣布灭佛结果:“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,还俗僧尼260500人,收充两税户;拆招提、若兰4万余所,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,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。”

②同时“勒大秦穆护、袄8千余人还俗”。

佛教对经济的破坏:

尽管禅林经济与前述的大寺院经济均属封建地主经济,但前者始终以独立的自我经营为主,在经济上极少甚或不依附国家的资助或官僚的布施,加上远离城邑闹市,所以表现在教派学风上,往往是游离于当前严酷的政治斗争之外,同当权者保持一种疏散的,有时是不合作的态度。这种超然的境界,对于失意落魄,或一时需要心理平衡的士大夫,有相当大的吸引力。

早在大历唐德宗即位之初(780),都官员外郎彭偃就提出过限制僧道经济特权的建议,认为年未满50的出家男女,应“就役输课”,与百姓同,结果未行。继之,全国推行两税法,据地出租,随户杂徭,当然也会推及寺院,但由于寺院僧尼不在户籍,只限于纳税,依然享受免役特权。这也是晚唐禅寺继续扩大的重要原因。这种情况,直到宋代规定一切寺院必须缴纳助役钱和免丁钱,才有重大的变化。